以微观视角切入非常时期的“村庄”密码

　　《黑鸟掠过的村庄》是一部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宛如一幅用苦难、幽默与荒诞绘就的写真长卷。

　　已出版过多部小说、散文集的甘肃省作协会员李开红，以微观视角切入非常时期的“村庄”密码，通过荒诞而又残酷的“村庄”叙事，展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下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崩塌以及集体无意识的疯狂。尤其让人动情的是他在《黑鸟掠过的村庄》里，以“黑鸟”为核心意象，构建了一个充满魔幻主义色彩的“村庄”式的寓言世界，并在一种循序渐进的着意书写里展现了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村庄”村民的众生相，并从不同的角度细致入微地揭示了“村庄”村民在极端环境条件中的扭曲与挣扎，以及时代不可逆的滚滚洪流对村民个体命运的无情裹挟、权力异化与人性异化的双重主题。

　　以一句话的微观视角，拉开了“村庄”的序幕。

　　民间，曾流传很广的“一句顶一万句”，被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家刘震云作为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题目，使这一谚语或流行语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小说通过主人公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的命运历程，展示了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孤独和对找到“说得着”的人的渴望，就是指那些有用的话,抵得上很多别的话。李开红的小说《黑鸟掠过的村庄》开篇——“一夜之间，整个村子的人都疯了。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如此疯狂”，亦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有效性实证，可说是神来之笔。作家只在故事发展前亮开谜面——“整个村子的人都疯了”(极度夸张)，藏起谜底——仅仅是在“一夜之间，整个村子的人都疯了”(以短短的时间暗讽了非常时期盲目的“狂热”，令一些正常的人处于一种失常的状态)，留下了村里的人“究竟是什么令他们如此疯狂”的追问(设置小说的悬念)，这就如同将一块石头突然投到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波澜(引发读者的一些难以抑制的好奇心)。

　　小说的开头十分重要。

　　著名的小说家都会在小说开篇时下足功夫。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魔幻现实主义的典范，时间跳跃与宿命感交织，奠定全书循环往复的叙事基调。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排比句式形成强烈对比，隐喻时代矛盾，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篇之一。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向我走来……”沧桑的回忆视角与深情告白，瞬间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加缪的《局外人》：“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冷漠的叙事语言奠定存在主义基调，打破传统小说情感共鸣的常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细腻的环境描写与时代感，暗示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的交织。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反讽与社会批判，直接点明小说主题与人物关系。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宿命感与自我剖析，为救赎主题埋下伏笔。王小波《黄金时代》：“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直白的叙事风格与时代印记，奠定荒诞与诗意并存的基调。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1801年，我刚去拜访过我的房东，就是那个将会让我吃尽苦头的孤僻邻居。”——悬念与哥特式氛围，通过陌生人的视角展开家族恩怨。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第一人称叙述的反思性，暗示了故事的悲剧内核与人性、人格的道德评判。

　　以上的这些小说的开头，或用时间错位引发想象，或用简练语言直指人性，或通过环境描写奠定基调，共同展现了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大师对叙事艺术的深刻理解。

　　在此，我不想说作家李开红的《黑鸟掠过的村庄》的开头，可以与前面提到的一些名家相提并论，最起码的是他的这篇小说的开头是不会让品过的读者遗忘的。只因他的这个富有夸张意味且含蕴很深的开头，起到了“一句顶万句”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因之让他调动了不同的感知觉，实现了以自己所熟悉的陇南山地——“丧德崖”为小说叙事原点的叙事意图。于是，他通过一系列微观视角的细腻铺陈，就能将那个非常时期的一段特殊历史的褶皱与乡土社会的肌理，交织呈现在“村庄”之超然意象的深刻含义里。

　　以超现实细节中的时代隐喻，进入“村庄”的人物叙事。

　　小说开篇顺应题目“黑鸟掠过的村庄”的奇观切入，使这个具有魔幻色彩的细节，构成了贯穿全文的核心意象。作家李开红以神秘的“黑鸟”，迅速地展开有条不紊的细节描写：

　　“‘也不知究竟是啥，好像是被飞机还大的一只鸟，从东边岭罗山那面飞过来，起初我以为是一块云彩，不料那云彩飘得飞快，迅速越过村庄，砉的从我头顶飞过，带出的风刮得山边的白杨树哗啦啦响，差点把我都给刮倒了。当时我正跑到塄坎下去大便，裤带还没解开，那黑色的大鸟就从头顶砉地飞过。绝对不是鬼，鬼我见过，走路双腿不着地，我也从来没怕过鬼。可能是什么妖怪，或许就是老鸦精，当场吓得我尿了一裤子，就再也不敢在山上呆了，怕那妖怪反身活啦啦吃了，就魂飞魄散的跑下来了，连鞋啥时跑丢了都不知道，真真苦胆都吓破了!’菩萨保爷爷一边说一边用手势比划着，当时我也被吵醒了，在我惺忪的眼里，觉得菩萨保爷爷的动作滑稽而可笑，被他平时跳大神还可笑。”

　　对看山老人菩萨保撞见神秘“黑鸟”的这一超现实细节的描绘，为小说的故事奠定了诡异、不安的基调，暗示着这个“村庄”即将面临的巨大变故。李开红运用自己所熟悉的这种急促如暴风骤雨般的快节奏的语言描写，完全符合甘肃陇南山地“村庄”的看山老人菩萨保，在不知情或不可知时喜欢迅速说出心里话的个性性格特征。从表面上看，看山老人所看到的“黑鸟”，仅仅是看到不一样的“黑鸟”而已，但再一想，这是作家运用了非现实的一种魔幻手法，即在一种暗示中让“黑鸟”成为带来厄运的使者，不露声色地预示着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即将发生在平静的“村庄”里。李开红笔下的这个看山老人菩萨保在山咀咀遭遇“比飞机还大的黑鸟”时，其“吓尿裤子”的生理反应与“屎都吓淌了”的较为粗俗的表述，不仅刻画出底层农民的自然生存状态，更将时代的荒诞性具象化为一种超自然恐惧。这种不一样的“恐惧”意识，可说是李开红将非常时期的政治运动的高压转化为民间信仰中的“妖怪”的写法，使抽象的历史暴力获得了可感知的文学形态。

　　类似的魔幻细节俯拾皆是。比如：菩萨保与爷爷看秋时“夜路走多了，难免遇见鬼”的民谚应验，偷秋贼“巧娥”的名字暴露身份的戏剧性场景，以及民兵队长陈昊被割生殖器的血腥情节，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荒诞世界，即“村庄”的寓言世界。这些不同寻常的细节，看似夸张，实则是“村庄”之历史真实的文学投射——当非常时期的社会秩序崩塌时，人性的扭曲与不同程度的异化，往往会超出常轨。

　　在人物塑造方面，李开红可谓笔力深厚。像前面提到的看山老人菩萨保、流质队长、歪脖儿、毛慈成、梅巧、荷花、墨菊等人物，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深刻印象。

　　菩萨保作为神汉的身份，构成对科学理性的民间抵抗。他对“黑鸟”的恐惧，既是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也是对政治运动非理性的直觉。

　　流质队长，是一个从受父亲呵护长大的孩子，也就是从“地主家的狼崽子”到掌权者的蜕变，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渐迷失自我，变得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典型人物。他对高茂才一家的迫害，源于其扭曲的权力欲望，这种转变反映出特定时代中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揭示了权力更迭中的身份焦虑，也可以看出他对高家的报复既是阶级仇恨的宣泄，更是对自身卑微出身的补偿。

　　歪脖儿作为流质的父亲，虽出身贫寒，却有着质朴的感恩之心，他对高家恩情的铭记与儿子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人性中善恶的巨大反差。歪脖儿与象征官方权力的历史叙事形成反差，比如他能冒死退还分得的青稞，以传统道德对抗了当时所谓的政治正确。

　　毛慈成，这个被时代狂热裹挟的青年——“革命英雄”形象，暴露出造反派的双重人格：表面的政治正确与内心的猥琐欲望，如偷女性内裤、奸淫未遂等恶行形成强烈反差。他以“革命”之名，行自私自利之事，如诬陷他人、公报私仇等，将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社会中部分人借革命之机满足私欲的乱象。

　　地主儿媳梅巧——“民兵队长陈昊的男根被地主高茂才家的儿媳妇梅巧给活活的咬掉了”的刚烈行为，尽管有点惨不忍睹，但是一种对暴力的极端反抗，暗合了“村庄”的民间所言之“以暴制暴”的复仇逻辑。荷花与墨菊的沉沦，则揭示了权力对乡土伦理的腐蚀。这些女性形象共同构成了特殊历史时期乡村女性的生存图鉴。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同样细腻而深刻，像荷花和墨菊，在那个被压抑的非常时期，她们的命运被男性主导，成为权力和欲望的牺牲品。荷花为了获取队长的庇护，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甚至拉上侄媳妇墨菊，展现出在生存压力下人性的无奈与堕落。她们的遭遇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非常时期对女性尊严践踏的缩影，反映出女性在那个非常时期中为了捍卫自身尊严所做出的绝望挣扎。

　　以陇南山地的地域密码，展示“村庄”的地域特色。

　　小说通过对陇南山地的地理环境、方言土语和民俗风情的精准描写，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学地理空间，成为乡土社会的微观史诗。

　　三月的早晨，在北方高寒阴湿的陇南山地依然显得寒气袭人，早起的农人们穿着棉袄，瑟缩着脖子袖着手，嘴里呼哈着一股股白汽，步出冬眠之穴的动物似的，懒懒散散的围着村庄活动……

　　“高寒阴湿”、“寒气袭人”的气候特征，不仅影响着村民的生存方式(如三月清晨“农人们穿着棉袄”、“瑟缩着脖子袖着手，嘴里呼哈着一股股白汽”、“懒懒散散的围着村庄活动”)，更成为压抑时代氛围的自然映射。另外，“村庄”所背倚的“丧德崖”，已经作为核心的地理符号，既是“村庄”村民日常活动的空间坐标，也隐喻着人们的道德伦理的崩塌。李开红在描写这种特殊的气候特征的物态人情时，一些词语的活用可说是得心应手，如“袖着手”的“袖”、“嘴里呼哈着”的“呼哈”，其神形兼备，真的是让人叫绝。

　　小说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的细致刻画，展现了一幅文革时期的乡土社会全景图。比如说，从看秋时的洋芋偷窃、批斗会上的互相揭发，到武斗中的血腥暴力，作者以白描手法记录了特殊历史时期的集体癫狂。其中，“背篼上的牛毛系”、“火盆熬茶”，“旱烟升子”等细节，构成了“村庄”所独有的物质文化的活态图谱;而“忠字舞”、“早请示”、“喷气式批斗”等政治仪式，则揭示了一个特殊时期的权力对“村庄”村民精神上的侵害。因此，我们可以在小说中的这个有着社会缩影的“村庄”里，看到乡土社会的地域密码与外面大世界的时代密码中的一些不可思议与不可理喻。

　　在展示小说的“村庄”地域特色时，李开红选用的一些富有意义的方言，成为了地域特色的重要载体，成为了地域密码中的密码。如“丧德崖”、“杂怂”、“尿痂子没干”、“日娘捣老子”等岷县方言的大量使用，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和生动性，更使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偏远的“村庄”，亲身感受着村民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语言，使人物对话充满鲜活的泥土气息，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又如歪脖儿痛斥儿子“你杂松屄耳子”，既符合人物身份，又生动展现了民间语言的粗粝质感。他的这种方言叙事，不仅增强了小说文本的真实感，更是构建了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体系的那种属于民间言说的“村庄”空间或“村庄”的寓言世界。

　　以历史记忆的艺术角度，重构“村庄”的图腾。

　　小说深刻的主题发人深省。它不仅仅是对一个“村庄”在特殊时代经历的记录，更是对人性、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李开红通过“村庄”中一系列荒诞不经却又真实发生的事件，揭示了极“左”思潮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人性的摧残，让读者看到在时代的疯狂中，个体的渺小与无助。同时，也引发人们对正义、良知、道德等问题的思考——在那样的一个特殊时代的背景下，这些美好的品质显得愈发珍贵却又如此稀缺。

　　为了展示“村庄”的历史，李开红以“我爷爷”的口述史视角，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交互呈现。“我爷爷”讲述的荞麦悲剧、歪脖儿的感恩情怀，与毛慈成等造反派的癫狂形成鲜明对照。这种代际叙事，不仅增强了历史的纵深感，更通过“我”的孩童视角，将复杂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可感知的童年记忆，使一个特殊时代的宏大叙事获得了人性温度。

　　从小说情节发展来看，故事线索错综复杂却又条理清晰。一方面，围绕着“村庄”里的政治斗争展开，如各类揭发大会，人们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呼叫里，相互检举、揭发，整个“村庄”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尤其是柴生和来娃互相揭发的情节极具戏剧性，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崩塌，为了自保或达到某种目的，什么亲情、友情，皆可轻易地抛弃。另一方面，以“村庄”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为副线，像看秋时的种种遭遇、家庭琐事等，与主线相互交织，全方位地呈现出“村庄”在时代洪流冲击下的混乱与破败。

　　小说中的时间呈现有作家自己的非线性特征，如“民国十八年的饥荒”与文革时期的批斗形成历史循环。这种时间并置，暗示历史暴力的重复性。

　　人和骨灰盒全掉进清凌凌的溪水里，所幸水不太大，人被紧跟而来的歪脖儿慌慌然从衣领一把提起，而骨灰盒则被埋在溪流中的一块大石头磕开，白蜡蜡的骨灰一下子全撒进清凌凌的溪水里，被冲了个干干净净……

　　小说结尾，毛慈成骨灰被溪水冲散的场景，既是对革命神话的消解，也暗含“尘归尘”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叙事的荒诞性。这种解构主义的有关“村庄”的历史书写，使文本超越了简单的历史批判，进入对人性异化与救赎的哲学思考，以期重构“村庄”的图腾。

　　以象征系统的多维呈现，形成“村庄”的地理标识。

　　李开红在中篇小说里，以多维度或多角度的方式方法呈现了一个妙趣横生的象征系统，其所暗示的意义增加了小说的厚度与至味。譬如说：

　　黑鸟，既是超现实的一个物象，又是一个时代暴力的隐喻或是命运的隐喻。它掠过“村庄”时，那骇人听闻的“砉的从我头顶飞过，带出的风刮得山边的白杨树哗啦啦响”，便以物理性的暴力感，无声地预示着即将降临的灾难。这只不可名状的“比飞机还大”的黑鸟，却暗示着“村庄”的权力机器的荒诞本质——既是外来压迫的具象化，又是“村庄”内部集体癫狂的催化剂。黑鸟，作为“非历史”的暴力符号，超越了具体时代语境，成为权力异化的普遍象征。这种寓言化处理，使作品获得了超越性的批判维度，最终成为村庄集体记忆的载体，其“掠过”的动作将瞬间凝固为永恒的创伤符号。

　　丧德崖，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地理符号，其名称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反讽艺术。我们想想看，悬崖下的“村庄”，本应是乡土世界的道德的栖息地，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以“丧德”的方式而沦为暴力与背叛的渊薮。

　　高家老宅，以曾经的雕梁画栋与后来的破落腐朽形成了强烈对比，象征着古老的传统文明在现代性非文明冲击下的溃败。这种“迷宫似的绕来绕去”的特殊建筑结构，暗喻着“村庄”里的权力网络的错综复杂。

　　生殖器，是身体政治的书写——人物的身体，成为权力规训的战场。如民兵队长陈昊被咬去的生殖器，既象征男性权力的消解，又暗含对暴力实施者的反噬。

　　疯癫者，夏竹青赤身狂奔、王改改老婆披头散发等，构成对理性秩序的颠覆，成为时代病症的肉体见证。

　　另外，还有批斗会中的“梦幻口罩”、“抽大烟”等酷刑，将暴力美学化、仪式化。汪嵩揭发父亲时“大义灭亲”的表演，展现了人性在政治高压下的异化。陈昊强奸梅巧的场景，将权力暴力与性暴力交织，凸显权力对身体的绝对控制。集体无意识的狂欢——村民从“绵羊般憨愚”到积极参与批斗的转变，体现了勒庞《乌合之众》中的群体心理特征。如偷洋芋事件中，村民对“积极分子”的嫉妒转化为对同类的迫害。武斗中的“保皇派”与“造反派”对抗，实质是权力游戏的镜像，参与者在集体癫狂中丧失个体意识。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动物意象，如狗、羊、乌鸦等，构成对人性异化的隐喻。如瓜程程踢羊的行为，暴露了权力欲望对自然本能的扭曲。“村庄”从“静怡安详”到“人疯狗跳”的转变，警示着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可能导致“村庄”文明的倒退。以上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地理标识，是历史记忆的创伤书写，有权力批判的寓言性，也有文学价值的当代启示。

　　《黑鸟掠过的村庄》，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与鲜明的地域特色，构建了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文革“村庄”寓言。据过客(李开红的微信名)先生在微信里说，此篇是他“十多年前的作品，胎气十足，让老师见笑”，我并不这么认为(当然，小说中的确存在一些有“胎气”的东西——比如属于随意性或“走过场”的文段缺少必要的描写与适当的铺垫等，应在今后的创作中引起重视)，只因这篇“十多年前的作品”，在当下社会，依然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当权力脱离道德的约束，当群体陷入非理性的狂欢，任何文明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唯有保持对人性弱点的清醒认知，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2025年3月18日—19日于鸟缘居

　　陈明火，笔名执仗，湖北省鄂州市峒山人。曾任市写作学会主席、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湖北省作协第五、六届委员。已出版著作《无锁的情空》《挑剔名作及评点》《包氏佛诗的考索》等十一部（三部中英对照），主编省级教材《综合阅读》等三十余部。曾发表小说、诗歌、评论、散文与纪实文学近千万字，有两百余首（篇）译成英、日、希腊、俄罗斯、韩等文字。长诗《自救日记》曾获《中国作家》2003年“全国评比”特等奖、希腊作家、艺术家国际协会2005年度“欧洲联盟杯”奖，中英文对照诗集《无锁的情空》曾获首届“澳克杯”2000年世界华人文学大奖赛一等奖，中英文对照诗集《陈明火长诗选》获2005年香港第三届龙文化金奖等。另有陈明火诗文评论集《抒情者的迷途》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