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夹缝之后的辽阔与从容

作者简介

高亚斌（1973—），甘肃静宁人，兰州交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中国诗歌流派网评审委员，中国当代诗歌奖评委，《诗歌周刊》特约评论员，《新诗广场》编委。迄今已在《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民族文学研究》《暨南学报》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评论文字70余篇。有散文、诗歌作品800多篇（首）发表于《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刊，有作品入选美国《21世纪世界华人诗歌精选》《中国当代诗库2008年卷》《新世纪诗选》等多种选本。曾两度获得“笹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奖学金，获第三届《独立》“民间诗歌奖”诗歌评论奖；获2016年“九间棚杯•世界华语诗歌大奖赛”金奖。

　　诗歌是存在之思，20世纪文学的一大主题，就是对“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思考与追问。在古外今来的诗篇中，呈现出来的都是人之存在的宽阔与狭窄、丰厚与瘠薄，表达的都是人之存在的局促与余裕、庄严与荒诞。对于山西诗人王立世来说，他的整个写作基石，都构筑于对存在意义的不懈追问上，建立在一种对于价值立场与道德取向的明确判断上，在目下这个令人晕眩而又信仰迷失的消费时代，执意卫护着诗歌的写作方向，这使得他的诗歌本身成为了一个意义。

　　一、夹缝人生的从容与超越

　　王立世的诗歌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他的《夹缝》，那种对于现代人生存处境与生命际遇的独特书写，成为一代人现实生存的锥心写照。时过境迁，他的内心开始由痛心于现实的悲愤与壮怀激烈，转而为看破世态和超然物外的豁达与平静，由潜隐的不平与抗争，走向跟外部世界的握手和解。他的思想，连同他的诗歌，都由悬空而下的飞瀑，一变而为平缓的河流，其间少了许多湍急与喷溅，多了几分开阔与舒展。李健吾在《新诗的演变》一文中曾经谈到：“伟大的作品产生于灵魂的平静”，由此，王立世的诗歌创作获得了一个契机。

　　走过人生的青春期，王立世不再倾心于炫人眼目的光耀与显赫，而是开始注目于那些看似黯淡的、易于凋零之物。于是，秋后、黄昏、落叶、泥巴、渗入地下的流水……一一进入他的诗歌，营构着他的诗歌语境，凸显着他的诗歌氛围。在《想开了》、《五十岁书》等诗歌中，他极力彰显衰老疲惫的事物背后的无力无奈与壮怀激烈，一种浩大的生命意识降临了他的诗歌，为整个诗篇镀上了静穆的苍茫。但他的诗歌绝非颓废的、悲观的，在他的诗歌里，没有太多的自怜自叹、没有矫情的无病呻吟，犹如他在《心迹》一诗中所写：“我后悔一生的是/不能从汗水里/晒出更多的盐/不能从骨头里/提取更多的钙/不能从抑郁的心海里/捧出一颗理想主义者的太阳”，隐藏在背后的，是一颗悲悯与关怀之心，是美人迟暮的伤怀与烈士暮年的感慨。诗人在对于事物的苍凉之美的叙述中，能够穿越那些纷乱的物象，抵达事物深处的脆弱与疼痛、在物我之间进行彼此的心灵慰藉，从而实现对于生命本体的忧患与沉思，入于幽冥隐微的深邃境地。

　　可贵的是，岁月的流逝固然飞快，却并没有使诗人的心性浑浊，诗人始终秉持着自我的不泯童心。穿行于王立世的诗歌，会发现这里还遗留着青春期的废墟：残余的爱情城堡、往昔的童年废墟、遗落的枯萎花瓣、风干的闪光露珠……他用那些业已显得过时和沧桑了的爱情诗，来表达他尚未忘却的少年情怀。恰似“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的情形，诗人曾经的刻骨铭心，变成了一簇带露的昨日黄花，连那些无痕春梦，也有了朝花夕拾的挽歌意味。于是，一如诗人在《风景》一诗中所写的：“两片落叶/在冬天的墻角谈论爱情时/浑身在颤抖”，或如他在《枯草》中所写的：“山坡上一撮枯草/秋风吹得瑟瑟发抖/他们也曾绿过/也有过春天/但体能耗尽/灵魂已不会疼痛”，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前尘，夹缠在青春不返的复杂情感中，成为生命长久的感叹。在这里，爱情不过成为怀旧的代名词，诗篇成了有意味的岁月招魂，在爱情的记忆与想象中，诗人拾取了过往、重温了旧梦，找到了返老还童的灵芝仙草与青春驻颜术。

　　二、内心世界的深入掘进

　　几乎所有诗人的创作，都要完成由激情飞扬的青春期写作，向沉潜稳健的知性写作的转向，由振翮高翔向俯首低飞的转变。对于王立世来说，已经走出不惑之年的他，在诗歌里多了一份知天命般的生命意识的融入和参与。他开始在岁月中频频回望，在诗歌中一再深情眷顾，对于往昔岁月与少年情怀的怀旧情感，冉冉而生。

　　诗歌来自于生命体验，体验需要沉淀与升华，一个成熟的诗人，会舍弃外部世界的各种纷乱欲望，转向对内部心灵的窥视与探索。王立世正是一个心灵探索型的诗人，他由以夹缝为表征的外部世界，向着更加幽远的内心世界掘进，这使他的创作具有了深挚内敛的气质与深厚的哲理意味。他寻求思想与精神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读〈有关陶渊明〉致张曙光》一诗中他写道：“即使我们做不到陶渊明那样离尘绝俗/至少也要投去羡慕的眼光/在我们精神的家园/塑一尊陶渊明的雕像”，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米沃什“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的情形，都有着动人的会心之处，表现出与古今中外优秀诗人的心有灵犀。这样，在经历一番少年意气的人生鏖战之后，他又卷入了个人灵魂的拷问与搏斗，从而呈现出自我反诘和剖白的另一种诗歌景观。

　　但是，在看似平静如流的叙述中，诗人仍然没有舍弃对于生活的审视与批判。他以一种冷眼旁观的冷隽目光和拒绝介入的边缘心态，注视着世间的荣枯沉浮，感受着人生的温暖与凉薄，揣测着人性的明亮与晦暗。在他的一些“身体叙事”的诗歌中，他在人的身体与精神之间展开思考，如“有的人又黑又厚……我们不要指望/从脸上能读懂一个人”(《脸》)、“从人民栽种的树上/摘下一枚枚果子/装入自己的筐中”(《手》)，之类，都写得妙趣横生、饶有趣味。诗人主动放弃了价值判断者居高临下的审判姿态，或者道德裁决者的虚妄角色，而择取了更为客观中允的旁观者的立场。旁观者是卓然清醒的，他宁愿孤独自守，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在沆瀣一气中和光同尘，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与操守。

　　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延续着对于人生困境的书写。在《雨》中，他不由自主地被裹挟进人生的风雨中，经受严峻的生存与精神的双重磨难。俨然同他的那首《夹缝》一样，他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刻骨感受，对于生命中的那种乖谬与荒诞，都能够表现得饶有情致而又惊心骇目。他在另一首《无题》中这样写道：“乌云钻进深山/雨，开始在山口滴嗒/行人慌乱/躲进一个黑洞/天晴后/也没找到出口”，命运的反复无常、人之存在的局促与荒谬，被表露无遗。他另有一首《这倒霉的梯子》写道：“上天堂时/有人把它撤走/下地狱时/有人又把它搬回”，其中所透露的人生的悖谬情境、世事的变幻叵测，不禁使人心生感慨。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消极沉沦，或者向命运妥协与屈服，他的抗争仍然在持续，在《与上帝书》中，他甚至与表征终极判断与最高主宰的上帝展开了博弈：“往日/你让我发疯/今朝/我让你头疼”，一个略带俏皮的精神斗士的可爱形象，跃然纸上。

　　由于返归内心的辽远之境，王立世的诗意空间开始变得无限开阔，他从自我的内心找到了书写的拓展与蔓延。青春期写作的理想主义激情已经黯然退潮，在他的诗歌里开始充满了内心的考量与辩诘，连同深刻的反躬自省。在《悔过书》，《罪人》等诗里，他以近乎忏悔般的宗教情绪，进行毫不避讳的人性追问，充盈着直面现实和正视内心的勇气，也饱含着对于现实的沉痛与无奈，体现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在这个层面上。王立世的诗歌表现出诗与思的接壤，践行了“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的诗学箴言。

　　三、中年写作与底层视角

　　中年是让人伤感的年龄，“月到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增广贤文》)，在不甘情愿的被动情势下，使人不得不承认风景已属他人。中年时分，话已然说尽，而心事依旧萦绕，内心翻腾不已，而一切尽在不言，对此，董桥在《中年是下午茶》里有着精彩的譬喻：“中年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在王立世近年来的作品中，他内心的所有激昂，转而为一声喟然长叹，进入了类似王维“中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生命状态。 由于有了中年写作的况味，先前那种对于生存处境和生命际遇的痛彻肝肺的切肤之痛，在时光的流转消逝中，化为“临来时是苦，回头是乐”(周作人)的悠然从容。

　　中年写作是一种非激情状态的写作，读中年写作的诗歌，是要如同饮下午茶一般，安闲自在、不慌不忙，细细品咂、含英咀华。许多平淡蕴藉的滋味，要在波澜不惊中娓娓道来，要有一种“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淡定。如《我这一生》一诗所表达的“没有多少要紧的事/更没有什么要命的事/不必多虑，也不必多情/不必心怀鬼胎，更不必咬牙切齿”， 在阅尽繁华之后，王立世的诗歌展现出某种温和与宽厚之美。而且，他还要在诗歌中道出从前，言说往事;他要回到人生的起点和源头，诉说生命的最初诧异与感动：“年轻时/蘸着缕缕阳光/在蓝天上/书写浪漫的誓言//年老时/垂下智慧的头颅/思索大地上/那些沧桑的日月”(《向日葵》)。在他的《大海》《练习死亡》等诗里，他是一个无比深情的叙述者，满怀伤感与悲怆，在不断的反思中拷问内心。这种自我省思与否定的姿态，有助于他个人诗艺的增进，古人说：“诗穷而后工”，杜甫指出：“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个处于精神困境、渴望走出茧缚的诗人，是有望跻身优秀诗人之列的。

　　在诗歌的叙述视角上，他惯于择取卑微的事物，作为叙事的出发点。《致麻雀》《毛毛虫》《一粒尘埃》《像草木一样生息》等诗中，他把自我的人格投射到蚂蚁、麻雀、蚂蚱、草木、尘埃之类的朴素事物，企图从这些生命中寄托言说，体现出显明的平民立场。王家新认为：“我不太喜欢那种慷慨悲歌的诗，那种比较外在表面的诗，尤其比较厌恶那种做戏的诗。有些人有意扮演一个角色，要一呼百应。对于这种人我本能上是加以抵制的。”^[1]当许许多多的诗人被莫名其妙的狂妄和近乎疯癫的自恋弄得在这一点上，王立世的诗歌是谦逊的、不大事声张的，他坦然自陈：“在城市的广场上/我依然是一个乡村孩子/站在人群里/我多像一株朴素的玉米/更多的时候/我像埋在地下的土豆”，这种姿态本身值得人肃然起敬。

　　同时，他发现了那些高贵凋零、华丽谢幕后的伤怀，他用更多的时光用来抚摸往昔，追怀流逝。在《老街道》中他写道：“沥青泼在身上时/老街道说：我疼/布鞋换成高跟鞋时/老街道还是说：我疼//更多的时候/老街道疼着，什么也不说/在回忆飞扬的尘土/和布鞋的温情”;在《怀念》中，他“把许多时光/用于怀念/怀念行人渐少的老街/怀念杂草丛生的故居……怀念入土多年的老邻居/怀念一只亲切的麻雀/怀念一颗乡村的土豆”;在《星星》中，诗人“伤感于它的平庸和暗淡/追忆它曾经无法遮掩的灿烂”……诗人已经在更加潜隐的生命意义上实现了回归自我，回归内心的宁静淡泊。在中年之后，诗人终于抛开了一切语言与技术层面的浮华，走向了不事雕琢臻于无技巧写作的化境，在昔日的绚丽灿烂之后归于平淡无华，在大悲大喜之后返璞归真，退守到原初状态的本色之美。

　　四、不懈寻求与孜孜探索

　　王立世在诗歌的苦旅上孜孜探求，他不满足于自我的诗歌创作成就，也不满足当下的诗歌创作现状，他在向老子、孔子、陶渊明、李白、杜甫们致敬，向芒克、海子、欧阳江河、卧夫们致敬，也在向荷马、里尔克们致敬。在他们的诗歌与思想里，诗人汲取了写作的灵感与人性拯救的力量，找到了人格形象的参照和自我精神的对应。

　　艾略特在论及叶芝时说，作家到了中年有三种选择：停止写作，或者由于技巧的增长而不断重复自身，或者通过修正自身，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2]在诗歌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这样的情形：诗人们或者放弃诗歌，或者转向其他文体的写作，陈子善就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时以诗名者，到中年以后往往不再写诗”^[3]。导致他们的创作难以为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创新意识的匮乏、诗艺的突破之难与举步维艰，肯定是其中非常致命的因素。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观察王立世近来的诗歌，就会看到他在创作上进行的某种探索痕迹，这成为他日后能够继续写下去的理由。

　　也许正如王家新所说：“压力在造就着诗歌，尤其是那种内在的压力。”^[4]这种来自内心的不吐不快的压力，也是促使王立世热情不衰地写下去的因素之一。诗人还是一如既往地直面生存，不过，他早年对于现实的无奈与痛楚，开始被容纳与隐忍所替代，一方面，他的诗歌开始呈现出明亮与温暖的因素，而不再一味言说生命中的风雨与创痛;另一方面，他继续努力寻找词语中坚硬的部分、锐利的部分，以完成他近乎执著的楔入的工作。于是，在他诗歌的“夹缝”意象中，出现了“一束生动的光/经过多次折射/才抵达潮湿的夹缝/……那些灰暗的草木/开始欣欣向荣/那些憔悴的鸟儿/开始鸣翠柳”(《夹缝里的阳光》)的动人情景;在《灯》中出现了“天上那些星星靠不住/就提前给我备好一盏灯/我提着这灯/一次次地/穿过人生黑暗的隧道”的叙写，由此，他日益走出人生的夹缝状态，走向精神的浩瀚深邃与宽阔无垠，进入诗性的豁然开朗与无限澄明之境。

　　在一次采访中，王立世谈到自己的诗歌追求是：“最浅的语言，最浓的情，最深的哲理” ^[5]，这透露出他在语言、情感与哲理的三个方面的诗歌探索方向。在他新近的创作中，他致力于在宏大与微渺、高贵与粗鄙之间做出权衡，在理想与现实、责任与担当之间做出选择。他的《牙》《这水》等诗，在貌似平静中蕴含大愤怒大鄙夷;在《这世界怎么了》中，他于嬉笑中含着讥诮：“喝酒的装疯/没喝的卖傻/这世界怎么了/喝与不喝一个德性”;在《生命的长度》中，他开始像数学家一样精于计算，体现出“有为有不为”的洁身自好……在一个精神荒芜的时代，他要借助诗歌，从无意义中发现意义，传达出诗人内心巨大的隐痛和某种受挫的激情，隐含着诗歌何为、诗人何为的沉痛与愤慨，

　　可以看出，无论在诗歌主题的表达、还是在诗意的表现方式上，王立世都在进行着不懈的持之以恒的探索。尽管，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他也不免出现了写作的模式化之弊，他的有些诗歌具有某种理念化的倾向，存在“思大于诗”、理胜于趣之嫌，这是该引起诗人足够警惕的。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就像醇厚芬芳的山西陈醋，或是酒香四溢的杏花村，越是经过岁月的发酵、沉淀与酝酿，越是能够历久弥香。如今，笔耕不辍的王立世仍然饱含着热爱，用自己的创作酿造时光的佳酝，相信读者一旦打开他诗歌的酒坛，定会香飘十里、迎风醉人!
 

　　参考文献

　　[1]西川.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诗潮.2004(4).

　　[2]T·S·艾略特.论叶芝.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3]陈子善.刘延陵的最后一首诗.书城. 1997(2).

　　[4]王家新.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文艺研究.2007(9).

　　[5]少辉.真诚地做人，朴实地写诗——王立世访谈录.朔风,2012(4).

　　原载《诗探索》2017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