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序言

　　《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的两位对话者，都是我十分热爱的学者和诗人。他们著作等身，杜书瀛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邵燕祥先生是著名诗人、杂文家。他们的对话自然会随时爆起灵感的火花，引领读者进入一片思维的新天地。邵燕祥由于身体原因，后来不能再一一作书答复，但杜书瀛此后的论诗书也并非单纯的心灵独白，他依然是有明确的对话者存在的，这是基于杜书瀛与邵燕祥几十年的友谊，基于杜书瀛对邵燕祥人格、思想以及诗学观念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诗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与借鉴，不断推出的“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再加上所面临的不断变换的诗歌新格局与生态环境，使这些年的新诗理论与创作界呈现了一种蓬勃发展，但又众说纷纭、矛盾抵牾的混乱局面。因此，目前亟需用科学观念来对新诗理论与创作的现状予以反思、清理，以促进新诗理论与创作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
　　《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这是一部谈诗的书，围绕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当下诗坛状态而展开，作者试图改变以往理论文字那种面孔冷峻、不苟言笑的呆板文风，故采用了书信体，两位对话者均以活泼的语言，娓娓而谈，由此既可以见出两位老友之间几十年的感情，又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对诗歌的热爱，以及对诗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作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诗歌理论与创作的中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作者的创新性思维涉及到关于诗歌的基本特征、关于诗歌发展方向，关于百年新诗史、关于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等方面，作者既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也对当下诗坛存在的“晦涩”、“读不懂”、“贵族化”、“神秘化”、“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打工诗歌”、“底层写作”、“机器人写诗”等敏感而富有争议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有助于廓清诗歌理论界与创作界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与片面观点，对新时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鲜明的思辨性与敏锐的艺术感觉的交织。作为著名的美学家与文艺理论家，杜书瀛熟悉中外美学史和文学理论史上的主要理论与流派，善于从理论高度，对当下诗歌理论使用的“诗歌”“象征”“隐喻”“韵律”“节奏”“象征派”“格律派”“朦胧派”等概念做了认真的疏理与辨析，并对相关术语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显示了出色的思辨能力，这一点早已被学术界所认知。不过，杜书瀛的另一重身份，即诗人身份，在这本《宅居谈诗》出版前了解的人恐怕还不多。其实，在诸种文学形式中，杜书瀛最爱的是诗。他说：“我一生虽然不主要研究诗，但我一直关心诗，热爱诗，也读了不少诗，直到今日耄耋之年仍然乐此不疲。（《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杜书瀛不止爱诗、读诗，而且还写诗。他把诗歌看成是抒发内心情感，排解胸中块垒，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写诗不求发表，有的藏之箧底，有的则在书信、邮件中与朋友互相交流。我曾有机会读到过他自称“打油”的诗作，实际是非常认真的书写，无论直抒胸臆也好，借物喻人也好，写所见所闻也好，全发自内心，亲切感人，而非游戏笔墨。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真”，抒真情，说真话。他的《我只是一个老鸡公》不只是自白、自嘲，更把自己的主观情思附丽在“老鸡公”这个意象上：“当黑夜/即将逝去/我仍会按时报告天明/但我/无资格以此居功/也不值得别人称颂”。他另有题为《三条小溪——赠三个女孩》的一首诗，来自于一次会议中与三个女孩的接触，写得清新活泼，用小溪的意象暗示女孩：溪水的清澈暗示她们的纯洁，溪水的流动暗示她们的活泼，溪水的歌唱暗示她们的情怀。全诗就像溪水一样灵动、透明、清亮，这三个女孩就在她们生命最美好的时刻被定格了，成为诗美的结晶。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使他的艺术感觉分外敏锐，诗的悟性更强，所以在他品评诗人诗作的时候，会“眼逢佳句分外明”，写起文章来会笔锋常带感情，议论切中肯綮。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对诗歌评论文体的创新。杜书瀛曾写过一本书《从“诗文评”到“文艺学”》，这是从理论角度对古代“诗文评”到现代“文艺学”进行的系统探索与研究。作者认为，体系总是试图给人一套规范式的东西，这套东西经常管制着人家，成为所谓知识-权力结构。而中国的“诗文评”，很少有类似西方的“体系”，中国诗学更多的是点评，其特点是要言不烦，一语中的，直击要害，点到为止。这本书则是他继承古代“诗文评”的传统，改变文风的一次实验。书中没有宏大的结构，没有复杂的层次，就是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写下来， 每封信大致谈一个主题，一封信谈不透，下一封信可以接着再谈。他明白“话需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他要的就是那种活泼泼的，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亲民”文字。这种继承古代“诗文评”传统的写作趋势，到近期所写的《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和《读王单单〈花鹿坪手记〉手记》就更明显了。以《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的写作过程为例，我先是在邮件中分期分批地向杜书瀛转发了路也的诗，他边读边写下札记，然后我把杜书瀛的意见转告路也，再把路也的意见反馈给他。后来我则把路也的联系方式给了他，让他与路也直接对话。实际上，《读路也——与吴思敬论诗书》这篇精彩的诗歌评论，正是运用“诗文评”的方式解读当代诗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比起一般读者，我是比较早的就读到了《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的最初文本的。越读越爱读，不仅作者所讲的诗学理论、所做的诗人评论深得我心，而且我也深深感到杜书瀛以耄耋之年写出此书，他不只是谈诗，其实也是在谈怎样做人。“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徐增：《而庵诗话》）。最近几年，我们经常互通邮件和电话，使我更透彻地了解了他的内心和为人。2021年9月24日，他给我转来巴金的一篇文章，并附了一段他的感想，他说巴金“说的是觉悟之言，是真心话。对我们、特别是对我，是非常有用的话，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而且我也与巴金有同样的感觉。只是我同他在文革十年觉悟的过程是不大一样的。十年文革，我第一年造反，是彻底的‘奴在心者’（以‘奴在心者’的心，走错误的路）；等到后面的九年挨整乃至自杀未遂时，我才渐渐觉悟了，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我的‘心’觉醒了。当‘心’觉醒之后，倘若今天有人企图让我回到‘奴在心者’的状态时，我是绝不干的——也不可能回去了。回不去了。我的那篇《说自己的话》（发表在《随笔》），就是我走出‘奴在心者’之后的写照。也许我还不够彻底，但我基本上是‘自己’了。对谁，对什么事情，我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再也不盲目跟从了，再也不迷信了”。杜书瀛是至诚君子，他说到做到。就以《宅居谈诗》的写作而言，他评论了从新诗草创时期的胡适，到当下最活跃的青年诗人，也涉及了许多敏感而有争议的热门话题，他所持的原则是说自己的话，既不想去讨好谁，也不想去为难谁，不遮遮掩掩，不吱吱唔唔，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做违心之言。读他的文章，你会感到很自然很痛快，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而不像当下的某些诗评，用一连串的引文，外加密密麻麻的注解，疙里疙瘩，貌似高深，却是云山雾罩，不知所云。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对年轻一代诗人的态度。作者既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探索，又指出他们的某些不足之处，既不去“捧杀”，更不去“棒杀”，而是表达了一位前辈作家对后代诗人的温暖关怀与殷殷期望。
　　我曾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的序言中，引用过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讲的“金蔷薇”的故事，称“邵燕祥就像这位巴黎清洁工，但他收集的不光是尘土，还有他的苦难，他的血泪。他把这一切凝结在一起，打造成了诗的金蔷薇，献给他终生热爱、不离不弃的祖国和人民。” 杜书瀛是邵燕祥的知音，在《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中对邵燕祥的诗歌和为人做出了崇高评价，并视他为“排在第一位的我最尊重的朋友”。在我看来，杜书瀛本人以他博大的爱心、独立的人格、卓越的学识同样赢得了朋友们的友谊与敬重。为此，我把凝聚着杜书瀛心血的《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也看成是他献给祖国、献给新时代诗人的珍贵礼物——一朵金蔷薇。
　　                                                    2022年10月22日
　　
　　（原载杜书瀛著：《宅居谈诗——致邵燕祥书》，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
　　另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