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情招魂:散文诗最好方式的自救
[内容摘要] 当下散文诗的悲哀,是真情的缺席。散文的自救,散文诗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血性真情来灌注,别无再好的选择! 散文诗是生命写作,是真情投入,是生命最深处的秘密和轨迹的神圣展示。散文诗主情的审美命题和血性本色昭示我们,散文诗急需要为真情招魂。而对症当下散文诗的病弱,笔者以为“真情”有三方面的涵盖:真情是一种“生活化”、“平民化”、“诗性化”的情感。
[关键词] 散文诗 血性真情 “诗性化”情感
直面时代的挑战,散文诗越发的边缘化了,几乎为所有的报刊所难容,国内就《散文诗》一家独立门户,《散文诗世界》则顽强挣扎而时起时落,在散文诗作家中能够独立支持得最久且最有收获的就耿林莽等几人。真想一借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哀其不幸,是其受小说、诗歌甚至大散文沙文主义的鄙弃和夹击,生存危机;怒其不争,是其先自炫,后自卑,再后自残,不少的作者逢场作戏,玩“诗”不恭。从自身寻找原因,散文诗缘何失落了自我,这个有关本体论的问题,有其复杂的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很难有比较一统的说法。
我曾在拙著《生命场景》[ 1 ] 的自序中说:非散文诗不足以表现我之个我。可见我对散文诗的独钟之情。对散文诗的现状也很想多说些好话,说其如何的莺歌燕舞,说其如何的明星走红,然而,总感到理不直而气不壮。20世纪80年代末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写了一篇没说好话的文章,[ 2 ] 说是散文诗“寂寞开无主”的尴尬。后来对散文诗爱得深了,则有了杞人忧天的忧心。
我一直认为,也深切感到,散文诗是一种特别适合灵魂抒情的文体,最能负载“灵魂的抒情性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波特莱尔语)散文诗是生命写作,是真情投入,是生命最深处的秘密和轨迹的神圣展示。散文诗主情的审美命题和血性本色昭示我们:散文诗急需要为真情招魂。
在某种意义上,形式就是内容,是内容适应情感的观念形态。作为内容具体部分的形式,首先是为表现特定的审美感情服务的。换言之,特定情感的表达自然也要选择相宜的文体形式。一个成熟的作家对某种形式的选择,有其创作动机、审美理想、特别是现实心性趋导着的自觉性。当代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鲁迅创作《野草》时是一种悲剧心态。“他感知到自己的灵魂中太多悲剧、阴悒的体验,有所谓‘毒气和鬼气’,又不愿将这种体验传染给青年,而宁愿自己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在幽微的心理世界里踽踽独行,……”他们的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或许就是鲁迅的文学创作并不普遍带有《野草》里常有的尼采式诞语的原因,由此也清晰地辨出了《野草》与《呐喊》、《彷徨》之间的关系:前者是鲁迅现代性感知的深沉独语,显露出了鲁迅所具有的感知的纤敏与‘独异’,后者则是鲁迅努力刺激起民众感觉神经的明证,一面也在与愚弱民魂的对话中同样显露了自己感知的敏锐。” [ 3 ] 鲁迅选择散文诗,是因为在“无边的黑暗”中“荷戟独彷徨”的大苦闷,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无畏逼视,是其“现代性感知的深沉独语”,是“最典型最深刻的人生血书”。从散文诗与小说的那种细微而极其深刻的区别上,我们看到其在表现情感上的特殊的文本要求。
散文诗的文本要求,即是以“情”为本位的一元化体系建构,是以“情”为核心的能量扩散,是以“情”为向心力而形成的主体结构。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先生指出:“无论诗作风格是哪一种,最基本的感人要件都是从诚实的感性出发;以统一的人格,表现真挚的情感。”他举陶潜为例,说是其作品所以纯朴动人,“就是因为作品流露出的是对生命情调最忠实的反映。”[ 4 ] 以笔者的创作体验和对散文诗本体理论研究的收获,我深深感到,散文诗比诗歌更需要有“真情”。因为它不采诗性,没有诗歌的装饰性,也没有散文的从容态度,是凭“自己的肉体本是美的”来赢得人心的“裸体的诗”(郭沫若语)。如果真情缺席,就意味着生命少了灵魂,花木离了水土,雄鹰折了翅膀。然而,当下散文诗的悲哀,正是真情的缺席。有真情则生,有真情则活,有真情则尺幅千里,有真情则风情万种,有真情则慑魂销骨。散文诗应以真情来寻找与读者接近和对话的形式,寻找自身生存的时空和发展方向。何为“真情”?真情既是虚幻的又是切实的,这是生命运动中形之于内而溢之于外的一种过程性反应和形态,而对症当下散文诗的病弱,笔者以为,真情有这么三方面的涵盖:
其一、真情理应是生活化的感情。
所谓生活化情感,这是一种由生活触发而又反映了生活本质的情感。是作者在对生活的美感体验中以独特的生命感知而觉察到的社会质感,是作者的人格精神和人性关怀触及生活内蕴而发自内心深处的痛楚。英国当代诗人燕卜荪说得好极了:“诗人应该写那些真正使他烦恼的事,烦恼得几乎叫他发疯。”[ 5] 散文诗作家应该有更多的能够叫自己发疯的烦恼,这种“烦恼”是散文诗得以真正成活的生命元素,是散文诗所以美慑灵魂的内在波澜。然而,没有对生活的真正热情,是不可能有这样“发疯”的“烦恼”的。要获得生活化情感,不仅要求作家的视野转向普通的日常生活,而且需要情感根植于现实精神之中,真正表现出代表生活意志的大众情绪。你对生活冷,生活便对你冷,社会也就对你的作品冷。陈世旭认为:“当代文学被社会冷落,主要在于它变得自私”,“当代文学最大的迷失乃是艺术真诚的迷失,社会历史精神的迷失,现实精神——与文学生之俱来的使命的迷失。”[ 6] 因为“自私”而迷失,因为迷失而受到冷落,因为受到冷落而越发的“自私”,当下散文诗也正是走的这样恶性循环的路子。“自私”,使散文诗作者疏离社会生活,退回内心,关闭心灵门窗,缺少心灵生活化和生活心灵化的铸情运思过程,山水花鸟、衣食住行、咖啡馆立交桥和时装表演,好像很生活,其实,只是一种自恋心态的病态展示,只是站在第三者位置上对一已私情独赏的私语,只是生活浅表层次的僵化模式贴附的图解。普里什文的散文诗取材日常生活最习见的内容,他极擅长从现实生活中酝酿真切动人的感情琼浆,而有“这是真正的魔法”之美誉,著名的《金蔷薇》的作者巴乌斯托夫斯基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那种语言只有在俄罗斯人和大地的亲密接触中,在劳动中,在人民性格的纯朴和智慧中才能形成。因而,“他的散文远比许多诗歌更强烈地洋溢着诗的精华” [ 7 ]感情只有深刻反映出生活的至理底蕴,才可能是真实的生命律动。蒙族年青作家鲍尔吉·原野,其散文很生活,纯生活,原野的美学原则是“朴素与单纯”,他在《一脸阳光》的自序里说:“这意味着放低做人的姿态,谦卑而真切地感受生活,感受普通的劳动者在艰难中透露的善良和乐观,不矫情,不妖道,不嚣张,相信读者什么都懂。把话朴素和单纯地说出来,此时这些话显然也是真诚的。” [ 8 ] 生活出真情,生活出作品,一旦沉到生活的最深处,就会获得澈骨浃心的体验和感悟。散文诗作家什么时候也不能成为“世界的局外人”、“自身的局外人”的“后现代”。
其二、真情理应是一种“平民化”的情感。
与诗歌相比较,散文诗的语言和情感更多了些民主性,这是散文诗亲近平民、表现大众情绪的优势。但是,因为生活的贫乏和情感的苍白,不少的散文诗作者却故作高深状,作玄虚状,作痛苦状,作豪迈状,总站不到与平民对话的一个平面上。历来抒情文学都有一种平民化的要求和倾向。自《诗经》开始,这些主要是采集于民间的民歌,本来就是平民化情感。辞赋在屈原、宋玉等人手里时还是平民化的情感,变为汉大赋就贵族化了。魏晋的小赋又突破了汉大赋的僵化模式而走近了平民。但演变为六朝骈赋和唐之律赋则又与民众疏离了。于是出现了唐诗,真正的平民化情感,唐诗所以魅力永久,的确有不少的特殊要素,而平民化情感则是第一等的要素。而这种平民化的情感即是一种赢得世代最广泛民众认同和共鸣的具有普遍性美感意义的真情。唐诗以后俗化为宋词,又俗化为元曲,再俗化为明代的歌谣,都是抒情性文学不断适应最广泛民众需要的平民化走向。我们这样简括抒情性文学的流变过程,有这么几层用意:其一,雅文学、纯文学也是以最广泛的民众为读者对象的文学;其二,只有具有平民化情感而又最能体载此种情感的文学形式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形式;其三,疏离了最基本读者的文学形式只能日渐僵化而被他代。大凡成功的作家往往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设身处地,常把别人的痛苦变为自身的痛苦,让别人的情感篡压了我本心的情感,一个咳嗽会使我觉得自己的肺和喉咙都不舒服”(蒙田语)。 这种以他人情感为情感的审美体验,表现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共同反应,正是平民化情感的重要特征。平民化情感所以为真情的最基本元素之一,是因为这种情感超越了个人美感体验范围而获得了最为普遍的美学意义,是在情感上表达了平民意愿而又最能为平民所接受的一种深刻同情和人性关怀。散文诗作家楚楚的散文诗所以美得很有人缘,用余秋雨的话说是她“努力想与历史沟通,想与不幸者沟通,想与人生的某种终极状态沟通”。[ 9 ] 这种“沟通”就是一种接近平民情感的情感转换,是一种真情交流的渴望和实现,于是,她的作品具有了“心被淘空了”的陶醉而后再来陶醉我们。近读香港散文诗学会选编的散文诗集,[ 10] 其上有曾敏之先生的题诗:“是非民瘼总情牵”。曾先生突出和赞赏港人散文诗情感平民化的重要特点。东瑞的《忧伤人间事》(六章)类似杜甫的忧患,侠义情怀,泣血爱心,诗很典型的平民化的声音。而夏马的《承诺》情真出语,倾吐对祖国的拳拳爱意;巴桐的《醉语》曲婉用笔,对社会人生以深刻反思;傅天虹的《萍影春情》夸张歌叹,表现炽热而浪漫的两性情爱;张开冰的《千里怀人月在峰》缠惋嗔怨,全是忧愁的憔悴色,等等,没有不是平民化情愫的。诗人张诗剑的《天伦爱割》和林子的《母子之间》虽然都是写母与子的一已私情,然而,其生命的刻骨铭心的感动,使这种情感具有了普遍性意义,因而也具有了热炙人性的艺术魅力。
其三、真情理应是“诗性化”情感。
朱光潜先生认为:“散文诗又比自由诗降一等,它只是有诗意的小品文,或则说,用散文表现一种诗的境界。” [ 11](P100)认为散文诗“降一等”的说法,显然是文体上的偏见和歧视,而且,以朱先生之所见,散文诗本来就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他还是看到了这种形式的“诗”的特性。散文诗在其自国外引进而在国内风行之初,西谛就指出:“散文诗仍然保持有‘诗的精神”’,其“诗的情绪和想象丝毫没有消失掉。” [ 12 ] 著名诗论家谢冕则认为:“散文诗与其说是散文的诗化,不如说是诗的变体。” [ 13](P175)这是因为它散文其外而诗其内,诗与文是貌离而神合的。虽然这些说法也并未对散文诗作出文体上的严格界定,但都突出了其文本特性中的最本质的内容。散文诗的诗性化要求是由其文本属性所规定了的,是散文诗不至于混同于小品文、杂文、散文随笔等的生命精神。当下散文诗所以受到冷落,正是因为它的精神功能可以为其它文体所替代,正是因为散文诗妄自降格到政教类、说明类、纪行类等实用性文体。要么是吊嗓子的高亢,要么是病蔫了的低靡,要么是挤弄眉眼的作秀,要么是声色俱厉的说教,要么是言不由衷的唱颂,让人觉得是在欣赏纸花一样不真实,缺少诗性化的艺术消解。散文诗在题材和方法上偏于虚与灵,尤其要作者真情投入,在强化内心体验的过程中能动地诗化情感,让这种情感生活于感觉和意象里。诗化情感,就是超越情感经验的层次,深入到更为深广的文化层面和人性意蕴。散文诗更应该全力向人的深层心理推进,按照心理发展的轨迹重新组合艺术时空,显示意绪的逻辑性。只有诗性化了的情感才可能适应散文诗文本的抒情特质,也正因为情感的诗性化,那些被理智否定了的夸张、错觉、幻觉等才获得了真实的品格。鲁迅的《野草》中常用梦境梦幻和诗的朦胧及变形变异来表达一种心理的真实,这是比真实还要真实的内在情绪,生动地折射出特定的外在现实。当代散文诗作家中,耿林莽是很善于诗化情感的一个,他的近作《过桥的鱼》、《迷途》[14 ] 等命意抽象化,场境象征化,十分生动地表现出生命惶惑的史实,透露出诗人敏感于人情世事的深刻。香港作家颜纯钩的《野狼》表现困兽犹斗的野性美,通篇隐喻,完全是诗的写法,很注重对张力场的设置,在狼的坚韧精神中显示出人的意志和情感的真实。
总之,真情是散文诗的血液和灵魂。真正意义上的散文诗是动荡灵魂抒情的需要。真正优秀的散文诗是作家生命以真情方式的存在。没有血性真情,或者不敢以血性真情投入的人,最好远离散文诗。散文的自救,散文诗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血性真情来灌注,别无再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王志清:生命场景[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2]王志清:当代散文诗的审美困惑[J],宁夏社会科学1990,5;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现当代文学研究1991,2
[3]包忠文、朱寿桐:鲁迅的现代性感知和文学选择[J],江海学刊1991,3
[4]症弦·序:感人的诗[M],萧萧编,台北希代书报有限公司1984。
[5]纽约时报书评[J],转引自:读书1987,4
[6]陈世旭:当代文学在哪里迷失[J] ,文学评论1988,6
[7]转引自: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鲍尔吉·原野:一脸的阳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9]余秋雨·序:生命急转弯的地方[M],楚楚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香港散文诗选[M],香港文学报出版社1999
[11]朱光潜:朱光潜论文集[M]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2]西谛:论散文诗[J],文学旬刊1922,24
[13]谢冕:北京书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耿林莽:飞鸟的高度[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原载于《西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