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甄品唐诗

　　第一次这么写，随笔的写法。整理出类似笔记的一些读诗参悟，而将原来很熟悉的那些唐诗与诗本事，读出了陌生来，并真诚地说出来了。我以为我是读出了自己，是自己的见解而非学舌与照搬，是独有会心，是颠覆自己，自然也可能是颠覆了别人。

　　郭沫若先生很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己见的研究者们，认为这些“近时专家”对唐诗与唐代诗人的认识，不是自己的，而是古人的。他写《李白与杜甫》就有着这种鲜明的的针对性。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明说，他确有翻案“抑李扬杜”的意思。郭老喜欢做翻案文章，也确实翻了不少历史的案。翻“扬杜抑李”案有什么不可以呢?作为学术研究应该没有什么过错的。郭老非常不满的是过誉杜甫，他这样揶揄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们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他认为，这些“近时专家”只是“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而观点还是古人的。他辛辣地批评说：那些“新旧研究家的眼睛里面有了白内障——‘诗圣’或‘人民诗人’，因而熟视无睹，一千多年来都使杜甫呈现出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是值得惊异的。”(《郭沫若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6、336、433页)这种不为尊者讳的有所冒犯，真应该是研究者所必具的胆识。我真不是要为《李白与杜甫》翻案，而是认为这样读出自己而说出真话来也并非易事。三十年前读《李白与杜甫》，与现在再读，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这才发现，这是一部正常的学术著作，真不应该有以政治偏见来考量的批判。如果纯是就事论事，从学术规范性与学术水准来考量，当代李杜专家也真没几人能够超越的，尤其是他读出了自己。

　　袁枚说：“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随园诗话·补遗 卷三》)这也是说我们阅读中的痼疾的，“受古人欺”与“白内障”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只是郭说侧重说自欺欺人，袁说侧重说被欺。学界的那种起哄跟风者，是先受人欺，而后欺人也，作品还没有细读，或还没有读懂，就无端起哄。钱穆先生说：“若读诗只照着如《唐诗别裁》之类去读，又爱看人家批语，这字好，这句好，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2页)钱先生所批评的这种读法，最要害的是思想的惰性与禁锢。因此，那种阅读的见解，多现成得来，而后作学舌古人的转述，作搬运性的整理。唐诗穿过千年云烟，经过百代解读，尤其是那些经典唐诗，被缠裹上了千百层豪华包装而让人难见真身，遮蔽了我们对唐诗的真切认知，看不到唐诗的“自性灵光”，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原生态的“不染一尘”的“胴体”，故而受古人之欺亦在所难免也。而我们所认定的唐诗，又主要是依据康熙朝编定的《全唐诗》。而这部九百卷五千首的大书，由十位江南在籍翰林仓促编成，所收录唐诗也未加充分考证鉴别，不仅有将说不出名来的好诗认作唐诗的现象，也有强行将某诗不合适地归入某某唐人名下的做法，还有一首诗在两三个人名下出现的情况。而由于版本的问题，同一首诗的异文现象也不少。陈尚君在接受采访时说：《全唐诗》里“伪诗很多”。李白的诗来源很杂，“有的诗100%是李白的，有的诗只有1%的可能性是李白的，李白名下的伪诗至少就有几十首”。(李乃清：《陈尚君：<全唐诗>》49403首，伪诗很多》，《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9期)其实，杜甫诗亦然，有的诗100%是杜甫的，有的诗只有1%的可能性是杜甫的，譬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怎么看怎么不像杜甫的诗。如何才能老吏断案，在没有文献可以依托的情况下，断定是否“伪诗”，那就是靠鉴宝家那样的“眼力”，通过细读性的把玩品鉴而来推断。袁行霈先生说：“长期以来，在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下，古典文学研究往往离开了作品的审美特质，片面强调所谓现实性、人民性，文学遂成为某种思想的图解。如何从审美的角度对古典文学作出新的评价，是一个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课题。”因此，他认为：“作品赏析——也就是对作品的再认识、再评价，作为一项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便日益显出它的重要。”(《重视古典文学鉴赏》，人民日报1986.8.4)这种“作品赏析”，就是我们所说的甄品性质的鉴赏，就是撇开“人家批语”而不为古人所欺的自己去读，“从审美的角度对古典文学作出新的评价”。因此，唐诗研究，要求研究者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有情趣有灵性有审美力的文学的人，做一个不愿为古人欺也不能为古人欺的智慧读者。

　　唐诗是一种比儒家文化还要深入人心的美感文化，深蕴中国人审美意趣与文化价值观。唐诗的音律美、辞采美、人性美、哲理美、意境美，饱含着中国人理解自然和人生的大智慧，具有独到的永远的语言魅力，成为特别有效的文化启蒙的内容与形式。闻一多先生认为，如果没有审美想象和个人体验，仅有清人的朴学方法和现代的“科学方法”，他仍然“还是离诗很远”。没有比较好的审美力，或许也能考辨与研究，但不能审美，没有对于美的会心，诗的好坏只能从思想上来分析，那自然就不可能真正地亲近唐诗了。“搞文学研究，若没有敏锐的审美能力，没有感情的共鸣，只靠纯理性的分析是不行的。文学不是哲学，也不是历史。现在研究文学的人，有的光搞史料清理，或者光搞历史背景研究，历史背景的种种问题，当然对于全面了解当时的文学有必要，但是研究完这些问题以后，一定要回到文学上来。假如不回到文学本身，那就不是文学研究，而是历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或别的什么研究。”(罗宗强、张毅：《罗宗强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因此，唐诗研究，不仅需要踏实的文献之功，而且需要趋于诗性的凌空之思，需要研究者真正于诗中获得新鲜而真实的文学感受，需要有直觉性灵之审美参与的熟参与妙悟。笔者享受唐诗，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在诗性世界里过着一种高贵的生活。然读唐诗几十年，像模像样的论文发表了百来篇，专著也有了十来部，然越往后来，越发现自己也曾被“古人欺”，越怕为“古人欺”也。赋闲以后，读诗癖好不改，写作也不为赶报项目、或应酬考评考绩了，思想变得特别的自由，也特别有闲功夫自由思想，读唐诗自觉跳开“人家批语”而直接涵咏品鉴，把那些耳熟能详的、司空见惯的诗，读出了不是古人的认识。

　　因此，我的唐诗研究，越来越偏重于细读的感受，偏重于美学的感悟，偏重于情性参与的体验，虽然也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协同作战，而多以作品呈现的“创作意图”起决定性作用。我不是不重视“文献事实”的实证考据，但是我一直以为，“二重”“三重”证据法，是对唐诗研究的极限挑战，是理想化了的学术研究。因为不是所有的纸本材料，都可能有地下出土的新材料予以补正的;因为也不是所有需要考定的文本都可以追溯到源头，而以原始文本来佐论的。唐诗研究是一种心灵的学问，是生命与学问的碰撞，是理性和感性的融合，是知识、思维和视野的交汇，重要的是通过美学活动而去体验与领略唐诗意蕴，感受到诗人的感情温度。在文献考证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只有尝试用文艺学的方法来解决文献不足的问题，用形象思维来支撑逻辑思维，强化唐诗读写中的审美活动，大胆相信自己的审美判断。书题为“甄品”，重于别裁鉴赏而涵咏滋味也。“甄品”与“珍品”同音，所选皆唐诗名篇精粹，其中讨论的问题，亦多热点，或语焉不详或为人困惑者也。

　　前言，我把这些话放在书的前面说，真诚地说出了我做这部书的一些想法，真不知道说是否合适。因为只是真诚地言说，说出点真诚来，书稿本意虽不在于“颠覆”而却有了些“翻案”的意味，就唐诗中的一些“热点”，或“热点”唐诗，读出了并非人云亦云的认识，不全同于古人说的，甚至也不全同于自己先前说的了。我不愿意被古人欺，也不希望读者为我所欺矣。

　　正所谓：

　　细读并非皆擅场，若无妙悟瞽朦盲。
　　唐诗参破三千后，始不跟风说短长。